王阳明星座(张明明星座)
致良知中的知是知善恶的知，致指在事上磨练，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是行动中的良知，即知行合一，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是本体与工夫的合一，下面分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
王阳明所理解知行合一的含义是知行内在的要求，体现心体、良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知行的本体，如他所说：“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5]具体而言，知行的本体指的是知行本来的样子，知行本来就是合一，这是知行本身所固有，是自身的需要，符合其内在的逻辑。知行合一为其内在逻辑要求而非主观臆断，也非外在强加，这是为知行合一寻找根据，如果知行不合一，那就不是这对范畴的本义。他把知行合一提到本体的高度，由此看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从本体看，知行合一中的知当然是认知，属于感性或心理活动，而行并非仅指现实具体的实践行动，也有感性或心理活动的一面，从这个角度说，知行合一实际上是感性层面或心理层面的合一，相对于现实具体的实践，属于观念上的合一，这就是“知行的本体”。当然他也承认现实具体层面上的知行合一，那不过是知行本体的展开与运用。知行工夫是知行本体的展开，知行工夫是本着知行本体用功，指知行同时用功，本体与工夫一致是互含互动并进的动态理解知行合一。他更注重现实具体层面上的知行合一，这是知行本体的工夫或者说具体运用，两个层面的知行合一都落实到行上，说明道德修养只有通过道德实践来完成，这是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意义。
王阳明从本体与工夫角度讨论知行合一。相对而言，知是行的主意说明行是有目的行，由知来指导，行是知的工夫说明知要通过实践工夫才能完成。在这里，行有两层涵义：其一，以欲（需要）为例，必有欲之心才有知，欲即意，这便是行之始。如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意，也即行之始，对真正的行有指导意义。或者说前人的实际行动内化为后人的经验，对人再行起着方向盘的作用。其二，行也指亲身实践，所谓“身亲履历”是也。顾东桥所理解的行更强调“身亲履历”之实践，在王阳明看来，这种实践只不过是把处于观念的行物化或对象化了，他所强调的行或实践是有目的，包含知即以知为前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行相互蕴涵，知行并进，无所谓先后，不同意工夫有先后，不赞同朱子所谓的知先行后之说。分歧的关键是如何理解知与行，他所谓处于观念形态的知行，知偏于晓得，行偏于指向。值得指出的是，王阳明注意到间接经验的意义，当下的所有行为或实践都是以前人的经验为基础，当然这种间接经验也需要当下的直接经验来检验。
王阳明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是行，真知在于行，因为“不行不足谓之知”，行之明觉精察处是知，行使知实现，此知是真知即真行，这是对知行工夫的最好注脚。[6]知行共同用功不可分离，知行并进、知行无先后则反映知行工夫共时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同步进行而非一前一后，如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见与好一致即知与行合一，见与好共时即知行合一并进说明其共时性。他也意识到知行合一并非一劳永逸，知行也是有局限的，因此要时刻知行。知行相互蕴含，行之始蕴含知，知之成蕴含行，知行重在其共时性，当然也包含历时性，这种历时性旨在说明知行表现为一个同步提升的过程。提倡知行合一在于强调：知行关系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方向或目的相同，构成人们做事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旨在反对知行割裂的两种片面性，一种是离开知而行属于盲目妄作，另一种是离开行而使知流于空谈。他还分析了知行不能合一的原因，简而言之，就是被人的私欲隔断，因此必须去私欲、存天理，依本心、良知做事，达到知行合一。
王阳明论述自己思想时十分注重其内在逻辑，这尤其表现在他所提出的一些主张或命题彼此相互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从不同角度阐释同一个主题，他从心理、良知角度讨论知行合一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理不外吾心，不外吾心之良知，穷理即穷吾心之良知，穷理尽性也即穷尽吾心之良知，反求之于心即穷理尽性，在此知行合一，而求外在物理，则心与理为二，知行也不能统一，知行合一以心即理、良知为基础。知行合一又与学问思辨行相互联系，其内在逻辑是，就求能其事而言即是学，就求解其惑而言即问，就求通其说而言是思，就求精其察而言是辨，就求履其实而言是行，学问思辨贯穿于学行，就其功能而言为五即个有特点，就其事而言，只是一件事。学问思辨笃行之功归根到底是尽性知天、求事心之良知，心外无理，良知之外无知行、无学问思辨。在这里，心、良知是道德本体，知行、学问思辨等是为本体服务的。
王阳明思想的核心是良知之学，良知人人固有，与生俱来，良知之学也是大众之学。他一生广收门徒，聚众讲学，直接面对普通百姓，唤起他们潜在的良知，其思想以授徒讲学等活动为媒介广泛流布，加速了儒学的普及与世俗化进程，目的在于使儒学从士大夫手中解放出来，这对开启民智，提升普通百姓的道德素质、升华人格起到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心即理肯定了道德主体性、主体的道德自律，而吾性自足、人人皆可为圣人则体现道德意义上的平等与自由，良知与致良知昭示着主体的道德自觉，知行合一突显道德实践的作用。这些思想跨越时空、超越中西古今，因此具有普适性，对当代人文道德建设具有借鉴意义。我想这就是王阳明思想的当代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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