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三什么星座(正月初三属于什么星座)
清王室覆灭之后，
北京城唯有一个皇家院落保留了其自乾隆年间开始行使的职能，
并将继续维持下去，
它就是雍和宫。
原本信奉萨满教的满人为什么尊崇西藏的喇嘛教？
雍和宫与清代皇家有什么密切关系？
如今的雍和宫又为何依然人潮涌动？
院中心的匾额：与寺院里大部分匾额一样，九条龙镶边的“雍和宫”匾额，由乾隆亲自书写，并且有满、汉、藏、蒙四种文字。它并不居于雍和宫最南边的正门，而是中轴线的中点、雍和宫大殿的正门之上——这里相当于汉传佛教寺院里的大雄宝殿。摄影/米汤
“种类繁多的服饰、头饰和饰物映入人们的眼帘。来自偏远地区的人们，特别是妇女对这些服饰深感自豪。只有为数极少的内行人能通过他们的靴子、喀夫坦式样的长袍、有檐帽、无檐帽和兜头帽，特别是妇女佩戴的头饰及珊瑚和绿松石饰物区别各个民族。”费迪南德D·莱辛，一位美国的汉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记录下雍和宫的日常场景。在2009年的冬天看来，除了一些当代服饰元素的渗入，或是偶尔响起的相机快门声，你看不出雍和宫的今天与70年前甚至200年前有本质区别。
清王室覆灭之后，北京城的众多皇室建筑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功能，它们失去了被私人或家族占据的可能，被瞻仰与被追忆成为它们新的历史使命。唯有一个皇家院落保留了其自乾隆年间开始行使的职能，并将继续维持下去，它就是坐落在北二环内的雍和宫。
这所藏传佛教寺院，同时也是一个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尽管有专门的展室陈列关于藏传佛教的文物，然而作为博物馆的魅力却表现在这个院落的方方面面，从静止的草木砖瓦到曲线间的建筑风情，从日常的经声佛号到流动的访客信徒，所有这些被裹挟在历史中缓慢推进，诞生了这座活的博物馆。
佛事活动：雍和宫僧人的佛事活动很多，并根据宗教节日的大小来决定举办佛事活动的规模。这是住持嘉木扬·图布丹在法轮殿主持佛事。
皇帝的旧宅院
在爱新觉罗·胤禛当上皇帝之前，他是一个不太起眼的皇子。那时他只是个贝勒，按照分房等级标准，他分得的是内务府官用房——早年这里是明朝时期太监们居住过的官房。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他搬进这座府邸后，这里被称为“贝勒府”。15年后，昔日的贝勒晋升为“和硕雍亲王”，他的府邸在原址上陡然升级，无论是规模建制还是人员配备都有了明显变化，从而成为“雍亲王府”。
转折发生在1722年，康熙皇帝的驾崩使雍亲王得以登基，是为雍正帝。迁入宫中的雍正对自己居住了近三十年的旧府难以割舍，便将这里改成自己的行宫，“雍和宫”的名字从此而来。据传说，行宫时期的雍和宫，被雍正帝当作特务机构，如果确实，那么这里曾有着与政治息息相关的黑暗时期，然而这仅仅是一个非常短暂的阶段而已。
1735年，雍正在被史书称为“暴疾”的谜团中死去，他的儿子弘历成为乾隆皇帝。按照惯例，雍正遗体应在景山寿皇殿停灵，而弘历念及自己的父亲居住于雍和宫的30年岁月，决定将雍正灵柩供奉在雍和宫的永佑殿中——这里是雍正帝生前的寝殿。为了实现这一仓促的决定，雍和宫的主要建筑在15天内由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琉璃瓦，以达到至尊规格。后来雍正的灵柩离开雍和宫到达陵寝，永佑殿里供奉起雍正的影像。此后的时间，宫里许多殿堂已经成为藏传佛教黄教喇嘛诵经礼佛的场所，宗教氛围业已弥漫。
然而这里是两个皇帝曾经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尤其是乾隆皇帝的出生地，精力充沛、踌躇满志的青年乾隆不会任由这里潦草安置。在《御制雍和宫碑》中，他写出了考虑过程——像这样一座先帝雍正居住近三十年的旧府，倘若由子孙后代居住，必然不妥，如果闲置，又会荒凉，那么，最恰当与完美的纪念方式是什么？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乾隆决定将这里改为一座皇家寺庙，而且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庙。这样不仅可以使经声佛号常萦其中，后辈也可以常去拜祭。
当这一切动机和理由都看似顺理成章时，乾隆需要的是一个人来主持这个地方。他当然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还是雍正留下的，他就是三世章嘉·若比多吉。
万福阁：在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时，并未建万福阁，这里只是一座观音殿，殿内供奉观音菩萨。历来讲究风水的乾隆皇帝觉得寺院的背面太空旷，欲建立一座高大的楼阁，作为北面的屏障，在楼阁内供奉一尊大佛，作为雍和宫的“镇宫之宝”。后来建成的万福阁高25米，左右还有两座配阁以飞檐相连。摄影/米汤
呼图克图在蒙古语里为“圣者”之意，章嘉呼图克图，是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大的转世活佛系统。雍正初年时，一位蒙古亲王叛乱，清朝派遣大军进入青海，局势十分混乱，大量寺庙被毁、喇嘛被杀。倘若如此发展下去，对清朝的宗教政策将十分不利。当时的三世章嘉活佛尚在幼年，雍正皇帝下令清军将领年羹尧找到他并送往北京。根据传说，章嘉·若比多吉抵京后，雍正皇帝驾临他居住的临旃（zhān）檀觉卧寺，按照惯例，章嘉·若比多吉要出院外跪迎，却被雍正抱起，一同进屋，坐于同一垫上。45岁的雍正面对8岁的三世章嘉，并无帝王威仪，却是一副慈父形象。
雍正皇帝赐这位小活佛享受前世章嘉活佛一切礼遇，据记载，他的黄幔车过处，人们争相用手帕铺路，足见受到的欢迎之热烈。不仅如此，他的车还可以随便出入东华门，这是个非同一般的礼遇，使他能够与皇子弘历相伴相读，二人从小结下很深的情义。因此，选择他主持雍和宫，是历史的必然。雍和宫的作用从此固定下来，直到今天。
时光流逝，雍和宫作为宗教场所的人气慢慢聚集，当年的“龙潜禁地”如今却成为熙熙攘攘的场所，倘若大年初一来赶庙会，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了。
雍和宫不是一天建成的：自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建成禛贝勒府，经雍正三年（1725年）升为皇家行宫，乾隆九年（1744年）改建喇嘛庙，历时50年，雍和宫建筑群的整体格局才初具规模。雍和宫建筑群的整体局势为长方形，如今仍存的是礼佛殿宇建筑，其中前三进院落（宝坊院、辇道院、雍和门殿院）位于同一水平面，显得开阔与坦荡，这是传统的中国佛教寺院前部的卫庙式布局；而后四进院落（雍和宫殿院、永佑殿殿院、法轮殿殿院、万福阁殿院）呈阶梯状上升，打破了传统式宫殿建筑群平稳却沉闷的感觉，这在清代的建筑中并不多见。绘图/李立祥
为什么是喇嘛教
章嘉呼图克图受到两代清帝礼遇、进入清代皇家寺院雍和宫绝非偶然，他的身后，是清代对满蒙藏的一套完整政策： 用汉制、汉官治汉人，用藏传佛教为精神纽带来治理满蒙藏事务。从白山黑水之间兴起的清人依靠这两条路线，就此形成了大清皇帝君临天下的局面。台湾历史学大家许倬云曾这样评论道：“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叠合成为清帝国的二元体制。这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在这个二元体制中，清人不惜放弃自己原来信奉的萨满教，而尊藏族与蒙古族中流行的喇嘛教为国教，是满蒙藏政策的突出表现。
清初的顺治年间，清政府对西藏的政策，便是尊崇喇嘛的地位。在顺治九年（1652年），清政府迎达赖喇嘛来北京，即是使皇权位于教权之上的表现。后准噶尔部侵略西藏，康熙平定准噶尔部，建立了西藏神权统治，以达赖为宗教领袖，稍后又立班禅活佛系统，以分达赖之权，清朝皇帝则成为黄教的护法。这种平衡对西藏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作为草原帝国的后裔，蒙古人对清政府的威胁不可小觑。在推行了一系列防止蒙古人集结力量的措施之后，宗教手段更是十分必要。外蒙人的宗教领袖是库伦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他是一位有很高声望的活佛，在蒙古人心目中，他位居黄教第三位，仅次于西藏的达赖和班禅。清政府极力阻止蒙古发展一个统一的宗教，免使其借此重新聚集力量，因此有意扶植起章嘉呼图克图，来抵消哲布尊丹巴的影响，同时在蒙古保持达赖喇嘛与这两位蒙古活佛之间的权力平衡。清廷对喇嘛教的着力倾斜，得到了喇嘛教的呼应。
《喇嘛说》：雍和宫内的这个碑亭，里面方碑上的文字就是乾隆著名的《喇嘛说》。击退廓尔喀军之后的调查表明，其入侵的原因即活佛转世率出一族的利益冲突，以及驻藏大臣无法行驶对西藏的许多管理权。乾隆决心抓住这一时机，加强清廷对西藏的管理，立下章程并亲自写下《喇嘛说》，刻石碑立于雍和宫，宣召天下：活佛转世，金瓶掣签，永为定制。
六世班禅大师，是第一位从西藏走进雍和宫的大喇嘛。时值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人占有印度后又侵入不丹，不丹作为西藏当时的藩属，其危机足令班禅大师感到唇亡齿寒，六世班禅大师决定争取中央政权的支持。在受到乾隆的邀请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大师带领三百僧众历时一年跋涉，来到热河。这次会晤空前隆重，乾隆甚至为迎接他而提前营建了许多寺庙，并提出了许多具体建造要求。雍和宫里的班禅楼和戒台楼，因此应运而生。六世班禅在此期间，不辞辛劳，在雍和宫为近三百名僧人受戒。长途劳顿危害了他的健康，不到半年时间，六世班禅即在驻地西黄寺圆寂。然而他的东行之举，无疑如一个指向箭头，将藏传佛教的凝聚力带到北京。
一百多年后，英国人长驱直入进入西藏，作为宗教领袖的十三世达赖不惜大开杀戒以捍卫领土，然而慈禧主持下的清政府决定牺牲西藏来缓和中英关系。不被支持的十三世达赖进京求援无望，被迫逃亡印度，并在中英的双重夹击下依附了英国。直到中华民国成立后，在当时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十三世达赖得以恢复被前清革除的名号，并且恢复了达赖喇嘛命拉萨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向雍和宫委派驻京堪布的旧例。中央与西藏的联系，终于以宗教形式得以恢复。历经坎坷的十三世达赖，正是在雍和宫为自己备受争议的人生轨迹写下了一个无可争议的结束语。
图为金瓶，高35.5厘米，瓶盖与瓶座上饰云头、海水、如意宝树、缠枝莲图纹，瓶盖顶部嵌白玉一颗，其下嵌松石、珊瑚、青金石等。金瓶瓶腹上部为一圈如意云头图案，中部錾刻“十相自在”图。另有象牙牌五支，系书写灵童名字之用。
帝国的金瓶
大家都知道，喇嘛教有活佛转世制度，并在数百年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宗教仪轨，这个制度也有许多弊端，譬如活佛多选自贵族之家，从而造成一定的权力倾斜。清帝国最终用一对金瓶解决了这些弊端，如今这对金瓶分别安置在西藏拉萨与北京雍和宫。
转变始于18世纪末廓尔喀（今尼泊尔）人对西藏的入侵。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第六世班禅大师从高原来到北京，朝廷及在京王公大臣都向他赠以厚礼，财产总计不下数十万金。但班禅大师未能亲自处理这些财产就圆寂了，其兄（扎什伦布寺总管）中巴呼图克图代为处理这些财产。由于遗产分配不均，其弟戛玛巴心有不服，遂借到尼泊尔朝圣之机，唆使廓尔喀王入侵西藏后藏地区，班禅驻地扎什伦布寺被洗劫一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冬，乾隆皇帝从全国征调近2万精兵派往西藏平定战乱。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清军直捣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八月二十八日，清朝将领福康安接受了廓尔喀国王拉纳·巴哈都尔的投降书，为时一年多的战争宣告停止。
审视廓尔喀事件的原因，不难发现，活佛转世率出一族所造成的利益冲突，是西藏内乱的重要原因，而清廷则就此获得了管理西藏事务的机会。
乾隆就此设立金瓶掣签制，以解决活佛转世时选择灵童的难题，他谕旨福康安妥立章程，管理西藏事务，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第一条明确规定：“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卜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制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正式认定。”
当时清宫造办处共制作了两个金瓶，一个送往拉萨，用以掣定达赖喇嘛和班禅两大转世活佛；另一个供于雍和宫，用以掣定蒙古、四川、甘肃、青海等地各大活佛转世灵童。乾隆对金瓶的制作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不但亲自设计，还全程监工，考虑到藏族的习惯，又专门将原定镶嵌的红蓝黄宝石改成松石、蜜蜡、珊瑚等材料。如此缜密与详细的考虑，足见乾隆对金瓶的重视。如今雍和宫的班禅楼作为展厅，陈列着与雍和宫历史密切相关的各种物品，其中最醒目的就是这只金瓶的原样复制品。
“金瓶掣签”制度确立之后，内地的各大活佛由雍和宫的金瓶选定，而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世达赖喇嘛和第八、第九、第十一世班禅大师都是由拉萨的金瓶选定。活佛转世制度中，再也没有出现全部出自某一家族的现象，西藏内部再也没有因此出现过因教内财产分配不匀而引来外族抢掠的事情。可以说，清廷的皇权自此居于教权之上，清政府作为满、蒙、藏共主的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
时轮金刚像:雍和宫内的佛与上师等大型塑像与汉地显宗造像，大多安置在中路主要殿堂中，而密宗佛像则分布在配殿中。这尊时轮金刚像，在形态和含义上表现出充分的密宗特色，是时轮金刚密法修持过程中的本尊像，此法认为一切众生，都处在过去、现在、未来“三时”的“迷界”之中，以时轮金刚代表三时的改变。即使在不懂佛教的普通人看来，密宗造像的强健、妖娆、色彩瑰丽与变化多端已足够形成视觉上的冲击力。摄影/刘凤珍
不变的雍和宫
雍和宫除了日常佛事之外，还有一个特殊角色，即皇家寺院，并且一直在忠实执行着这一任务，这个任务在《清会典》和《会典事例》里是一个长长的清单，有41条之多。事实上，自乾隆以降，清皇室后裔也忠实履行着对这所寺院的膜拜任务。这两个延续下来的任务互相交织，形成了日后雍和宫的历史和传统。
即便从个人喜好出发，乾隆也是崇奉喇嘛教的。他不但经常向熟悉的章嘉国师请教佛法，也曾亲自修炼密宗。乾隆十年（1745年），乾隆帝遵照喇嘛教的严格礼仪，接受三世章嘉传授全部的“胜乐铃五神”灌顶法（灌顶是修习密宗的重要仪式）。作为传授灌顶的酬谢，乾隆帝送给他一具镶满珍宝、重约百两的金质坛城，布施的其他财物更是不计其数。
喧闹中的安静:纵然身处闹市、人流如潮，寺院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在不变的经书与每日的诵经中度过每一天的时光。
每年正月初七日，他都要来到雍和宫礼佛祭拜——据晋朝人董勋《答问礼俗说》记载：“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乾隆瞻礼的这一日在过去称作“人日”。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新春，他在《新正雍和宫瞻礼》诗中说：“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时年68岁的乾隆老人提到雍和宫以及自己出生地东书院时，在用何等亲切与温柔来回忆自己年幼的时光！这种回忆应该时时漫溢在这位皇帝的暮年生活中，因为此后直到乾隆去世，他在雍和宫瞻礼的诗中曾出现过许多次类似的场景回顾。如今，乾隆出生的东书院已经不存，原有的位置改建成一排二层小楼，供雍和宫的年轻喇嘛们居住。
乾隆以后的皇帝们，按照“定制”，必须每年至少到雍和宫礼佛三次——八月二十五乾隆的诞辰和正月初三的忌辰，必须十分郑重地到雍和宫各佛殿拈香礼佛，然后到东书院向乾隆遗像致祭；每年五月的夏至节，皇帝到地坛祭拜后，全部人马也必须先到雍和宫拈香拜佛，然后到东书院尝新麦——吃新麦面粉做的麻酱面……
清代雍和宫的僧人是奉清帝敕旨出家，并常进宫诵经，因此僧人的服装样式借鉴了当时皇宫官员的袍褂制度，只是颜色是根据藏传佛教的传统制定。喇嘛们在雍和宫本庙诵经，叫做“本课”，在皇宫内念经的功课，叫做“内课”，从《会典事例》上看，雍和宫僧人每年“内课”的任务非常多。
僧人的生活1：经历了政治动荡之后，1981年雍和宫正式对外开放。当时寺院里只有少数老、弱喇嘛，连正常的法事也很难做到，雍和宫开始从青海、内蒙古、辽宁等地招收青年喇嘛，如今他们已成为寺内喇嘛的中坚力量。定期招收僧人已成为定制，所以在今天的雍和宫可以看到许多年轻喇嘛的身影。
僧人的生活2:“辩经”是按照因明学体系的逻辑推理方式，辩论佛教教义的学习课程，也是藏传佛教喇嘛攻读显宗经典的方式，多在寺院空旷之地进行，图为大家参与辩经的场景。
不仅如此，在清帝亲征、行围打猎、阅兵及亲郡王出征时，雍和宫的堪布或扎萨克喇嘛需要围绕皇帝的幄帐行走诵经，来驱除不干净的东西。对雍和宫喇嘛来说，这样随皇帝外出的公差叫做“随营”。无论是内课还是随营，皆可看出雍和宫与皇室关系之密切。
三世章嘉曾向乾隆皇帝推荐了数位藏地的格鲁派活佛，参与雍和宫的宗教事务。于是，乾隆皇帝将雍和宫及周边的一些院落赐给他们，从而形成了雍和宫的各个佛仓——这就是“赐居佛仓”。雍和宫里的四座佛仓，都在昭泰门外，即使是最小的一座院落也有十间瓦房，而规模最大、气势最阔绰的阿嘉佛仓则有瓦房66间，其中包括三间佛堂，而且全部由走廊连通。如今那些记载了许多活佛的活动轨迹的佛仓有的由一些年老的喇嘛居住，有的改做别用。
“打鬼”：从乾隆年间开始，雍和宫每年都有自己的佛教节庆日，相沿成俗，已成定制。其中的喜迎新年大法会和大愿祈祷法会，因为都在正月，新年的气氛尤其浓重。大愿祈祷法会上的金刚驱魔神舞，则是正月节日里的高潮。这种舞俗称“打鬼”，由喇嘛僧扮演诸天神将来驱除邪魔，是以西藏风土舞为基调，吸取本教仪轨和印度瑜伽宗面具舞的某种形式而成，是藏传佛教的一种密乘宗教舞蹈。雍和宫的“打鬼”，每次都围观者极多，有万家空巷之风。那时雍和宫昭泰门内外，搭满了官署的蓝布帐篷，而牌楼前则拥挤着卖大糖葫芦、风车和京味小吃的摊点。清代时，北京、蒙古等地藏传佛教寺院都会例演这种舞蹈，只是日期不同，故而当时京城流传“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在打鬼”。
如今虽皇室已逝，雍和宫热闹的日常状态却保留下来。年人流量在一百万左右的这所院落，即使在最普通的日子里，也会有数百乃至上千人前来烧香或游览，如果赶上年节或有法会，会更热闹，农历年初一的人流甚至能达到5万左右。倘若和这里的工作人员攀谈，会发现他们对各路名人早已司空见惯，其中最容易辨认的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影视明星——赵本山、陈宝国、李冰冰、范冰冰……这些身影在这里不过是最普通的上香者，并不多么引人注意。
为什么在北京的诸多寺院中，雍和宫有如此耀眼的身份？仅仅因为它的前身是皇家寺院吗？
按照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旦增伦珠老师的说法，由于历代藏传佛教领袖对雍和宫非常重视，因此它是目前北京“佛、法、僧”三宝齐备的藏传佛教寺庙；雍和宫的僧人历史上就是蒙、藏为主，有许多信仰和对藏传佛教有兴趣的人士，十分看重雍和宫在北京藏传佛教的地位，所以在宗教节日期间会来雍和宫烧香拜佛。
此外，与许多寺院翻新建筑并重修佛像相比，雍和宫的建筑，几乎都是自雍正、乾隆时期遗留下来的，各殿佛像也历经多年积累，几乎个个都有历史价值，尤其是那18米高的白檀木大佛，是乾隆年间西藏选尼泊尔的檀木进贡而来，其历史与来历使信众不得不感到肃穆。因此，对佛教徒来说，这里的佛像更值得参拜；对文物古迹爱好者来说，这座满载着皇家气派与清代宗教史的建筑是一座有历史分量的活的博物馆；对未必懂佛却热衷烧香的百姓来说，来此烧香能够得到保佑的民间传说则是他们定期来这里的直接动力。
民俗的力量：与其说这是一种信仰，不如说这是一种风尚。当那么多人涌入雍和宫时，很难说究竟是因为皇家地缘，还是因为喇嘛教、时代久远的佛像，抑或仅仅是寻求安心。民俗如一条河流，融会了所有的因缘，才形成了今天的热闹场景。
老皇城里的生活风尚，就这样留存下来，并且逐步蔓延，成为许多人生活秩序的一部分。有很多人习惯了定期去雍和宫，几十年不间断，每次都沿着固定路线行走，按固定方案浏览或参拜，他们未必真正信仰喇嘛教，只是在这种习俗中成为遵守秩序者。当所有人在每年正月里雍和宫庙会的拥挤中获得欢乐和安心，并且认为不去雍和宫就年味不纯正时，雍和宫早已不再仅仅是一座寺院，而成为一种民俗的凝聚者。
每当北京城的夜晚准备醒来时，雍和宫却结束一天的川流不息，进入静谧状态。居于城市心脏地带的这所寺院与博物馆，用恒定与雍容的节奏维护着自己在历史上的不变身影。
画上的喇嘛教
唐卡，是藏传佛教特有的绘画艺术，起源于松赞干布时期的西藏，先后受到克什米尔、东印度波罗风格、尼泊尔以及中原艺术的影响，不断吸收和消化周边国家或地区艺术的养分，专门用来悬挂在寺庙内以渲染佛堂的宗教气氛。西藏唐卡早在吐蕃时期就对敦煌艺术产生过影响，自13世纪西藏归入元朝的版图，唐卡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也进入了元大都北京。元朝在宫廷设立“梵相提举司”，专门制作佛像，绘制壁画或唐卡。
清代设“中正殿喇嘛念经处” 和“造办处”，负责清宫的活计。唐卡的绘制需遵循佛教经典严格详细的定式及比例要求，“中正殿喇嘛念经处”从各寺院抽调许多精通工巧明的喇嘛，在宫廷内绘制唐卡，制作金铜佛像，使得清代西藏唐卡艺术在宫廷内盛极一时。
唐卡进入宫廷后，在保留原有的风格特征基础上，融入了当时宫廷内流行的绘画元素。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乾隆四十二年御制的这幅《吉祥天母唐卡》，自然也融入了大量的时代因素。吉祥天母是藏传佛教的女性护法神，这幅唐卡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御制，其中吞云吐雾的飞龙、吉祥天母随风飞扬的披帛飘带，均为汉式风格，对骡子写实性描写则是受到了西洋风格的影响。而《绿度母堆绣唐卡》则是乾隆母亲孝圣钮祜禄氏亲手缝制而成，尤其难得。
吉祥天母唐卡
绿度母堆绣唐卡
《如意宝树佛本生记》唐卡，系七世达赖喇嘛于乾隆十年（1745年）雍和宫改庙时献给乾隆皇帝的礼物，是雍和宫中最珍贵的唐卡，完整保留了西藏唐卡的风格，目前悬挂于万福阁一层殿内，共有41幅，唐卡的内容是佛的本生故事，即释迦牟尼佛诞生前作为菩萨修行时的种种事迹，它将佛陀出生前许多不凡的经历和积下的善行功业绘入唐卡中，用以宣讲佛陀的功德。而雍和宫密宗殿的《大威德怖畏金刚》中，主尊强健的身姿与浓重的色彩无一不表现他以威猛之力降服恶魔，表现了与汉传佛教完全不同的密宗特色。
如意宝树佛本生记
大威德怖畏金刚
“镇宫之宝”
下图的释迦牟尼佛像为黄铜铸造，高62厘米，下带木质须弥座，后有木质背光，造型端庄，气势恢宏，充分表现了释迦牟尼佛说法度众生的超然气质和风范。这是雍和宫改庙第二年，时为西藏郡王的颇罗鼐特地从西藏敬献给雍和宫的。这尊佛像经历了260余年苍桑，现在供奉于法轮殿内的宗喀巴大师像前。
万佛阁内高达18米的白檀木大佛。摄影/喜子
白檀木大佛局部
当乾隆表达了要建立一座高大楼阁，并在其中供奉一尊大佛的想法时，七世达赖喇嘛为了感谢乾隆帮助平息郡王叛乱，派人搜寻大佛造像原料。恰好尼泊尔王国从印度运回一高大白檀木，达赖喇嘛闻讯后，以大量珍宝和黄金购得了这棵巨型白檀木，运往西藏，又经四川走水路，历时三载运至京城，作为贡品献给乾隆皇帝。万佛阁里的这尊大佛，建成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由这根完整的直径8米的白檀木雕刻而成，地面以上高18米，地下埋有8米。藏语称这尊大佛为“强巴”，汉语一般称其为“弥勒菩萨”，如今为雍和宫的“镇宫之宝”。
绘心释义出品刺绣唐卡“救八难度母”
与本文内容相关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