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座的旅途txt(处女座的旅途飞卢)
短篇小说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那一夜
by 蔡骏
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市卢湾区的思南路邮局上班。
一个冬天的周末，我在营业厅的柜台上遇见了她，看起来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烫成中年女人的波浪卷。脸上皱纹不多，白得像正在融化的雪。啤酒瓶底般的镜片下，有双令人印象深刻的大眼睛。她穿件高领黑色大衣，裹着深紫色的羊毛围巾，化着淡淡的妆容，这就与众不同了。她盯着我看了许久，我有些害怕地站起来，问她有什么需要，她说她想要投诉，为什么卖明信片的窗口没人？她的声音不像这把年纪。人民邮电不该让人民浪费时间等待！她的态度很严厉。虽然，人民邮电早就改称中国邮政了，我不敢纠正她的说法，自作主张跑到别人柜台，拿了张明信片卖给她。
她在我的窗口前写明信片，居然是外语，又绝非英文。最后，地址下面写——Moscow, Russia
老太太把明信片投进门外的邮筒。
我没读过正规的大学，曾被认为是件颇为遗憾的事，偶尔也觉得自卑。我学的是电报专业，一度能背出两千个中文电码，但没来得及发一份电报，这个行业就被淘汰了。我被迫改行到邮政窗口，接收EMS快件和包裹，收银和填单。后来说起中石油中移动之类央企，才发现我也曾是央企员工，而且是垄断央企，当时却没人这么想。邮局三百六十五天开门，周末门可罗雀，我会在柜台底下，偷偷看本小说，或者发呆。
每个周末，她都会来到我的窗口前。我说我不是卖明信片的，但她指定要从我的手里买。我建议她一次多买几张，需要时投进邮筒就行了，但她不听。她的收件人地址，永远都是莫斯科，落款只写俄语。同事们说，这老太太是出了名的“刁民”，平常总因为小事情要投诉。每个人看到她都很头疼，恨不得装作上厕所逃走。我感觉自己是要倒霉了，怎么总是来找我呢？
春日黄昏，她又来了，把去莫斯科的明信片投入邮筒，坐在台阶上不动了。老太太面色不好，一个人捂着心口站不起来。周末的淮海路，夜生活刚开始，她的面前人来人往，却没有一个敢靠近，大概是老太太讹人的事太多了。
只有我蹲下来问她怎么了。
她的手哆嗦着，指了指上衣口袋。我从里面掏出一瓶硝酸甘油片，知道这是心脏病的药，倒出一片塞到她嘴里。我祈祷老太太不要死在我怀里。
几分钟，她的魂魄像是回来了，说了声谢谢。我刚好下班，问要不要送她回家，老太太将我推开，没走几步就摇摇晃晃，又被我搀扶住了。
那天黄昏，星光早早挂上树梢，老太太挽着我的手，走过初春萌芽的梧桐树荫。她家在思南路，这里有许多深宅大院，不少名人故居。面对曾经或此刻住在这里的人们，我时常有些自卑。
拐角花园里有栋三层洋楼，门口堆满杂物，底楼的厨房间，飘着炒菜的油烟味。老太太抱怨道：乌烟瘴气！踏上幽暗的楼道，二层住着许多户人家。直到顶楼，她掏出钥匙让我开门。
进门有个宽敞的客厅，窗下是花园和树荫。三面墙上都是书柜，从地板排到天花板，各种厚厚的书脊对准我，好像无数细长的砖缝。房间弥漫着温暖的腐烂味，好像小时候外婆家的棉被，长久没有晒过太阳，扑面而来，难以逃脱。我把老太太放进大沙发，问，你家里人呢？
没有。
一个人住这套房子，就有些奢侈了啊。目测客厅有三十多平米，里面还有卧室和卫生间。
要不要我关照一声楼下的邻居？让他们上来照应？我想这种老房子，街坊邻居的关系都很融洽的。
不要啊，住在这里的人，都是些自以为是的戆卵，他们不知道速溶咖啡简直是马尿。她说话直接而刻薄，像在邮局里不停地投诉这个投诉那个。
我要告辞时，老太太指着身后的书架说，你随便挑一本书带走，算作我答谢你的礼物。快，我看你会挑哪一本？
那一年，我还没有在网上看书。常站在书店里大半天，在书架前看完整本书，只有最最厚的那种，才会掏钱买回家，小心地翻看好几遍。
这面书架上都是外国文学，八十年代没版权的老书，我的手指头哆嗦如偷书贼，拿了本卡夫卡的《诉讼》。
春夜，我像出笼的小鸟，逃出神秘老太太的屋子，开始第一次阅读卡夫卡。
又是个周日，快要下班，我坐在邮局的窗口后面。老太太出现，照旧买了张明信片。我感谢她上次送我的书，她问我看懂了吗，我是整个通宵看完的——约瑟夫·K，看完有些害怕。
这么说来，你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意？
没有啊。
你在说谎。老太太拉下一张脸，别转屁股往外走，快要走出邮局门口时，我喊了一声：你说得没错。
她回头，微微一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她向我歪歪脖子，意思是让我跟着她走。我问她：你心脏没事了吧？
信不信我能打死一头牛？听老太太这样说话，我憋着没笑出来。去我那里坐坐？她问。
但我摇头。
上次你到我家，我看得出你的眼神啊，很喜欢那几排书架，没说错吧？
嗯……无法反驳。我第二次送她走过思南路，回到顶楼的房间。
她让我在书架上随意挑选，但每次只准带走一本。她的藏书有些闻所未闻，我一本本拿出来，翻开几页又塞回去，直到《老人与海》——因为在老人的房间里吧。等我回头，桌上摆了几盘冷菜，还有一锅热腾腾的蛋炒饭。要请我吃晚饭吗？我往外走，又说还不饿呢。
你这孩子又说谎了！老太太的声音异常严厉，都听到你肚子里的叫声了！
好吧，肚肠是最诚实的，都怪我午饭在单位旁边的阿娘面馆吃得太少了。当我坐在餐桌前，她让我给家里打电话。你不回家吃饭的话，妈妈要担心的吧？
想想也是，我用老太太的电话打回家里，说是单位同事临时请客吃饭。打完电话，我知道她又要说我了，抢先说声对不起，我没有说实话。
好吧，可以原谅你，并且记得，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包括你最好的同事，也包括你的妈妈，别说你来过这里。
那么神秘？
别问为什么！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假如一辈子都不知道也没关系，世界上总有许多事情是不需要理由的。嗯，吃的味道如何？
我只是呆呆地说，蛮好，蛮好。
狗屁！难吃得要命！我自己做的炒饭能不清楚吗？做饭是我的弱项。好吃就是好吃，当你感觉味同嚼蜡，就说出来，哪怕摔碗也没关系。这是我半年来第一次下厨做饭，上次我把整个灶台都烧焦了。
告别之前，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不能叫她阿婆或老奶奶，如果叫阿姨又太违心，我天生脸皮薄，肉麻的话说不出口。
老太太看着我的眼睛，声音仿佛年轻了三十岁——叫我卡佳！
卡佳？
回到思南路上，我仰望梧桐树丛中她的窗户。有一盏昏黄的灯光，但看不出任何人影。月光悬挂在屋顶，让我想起书上看来的恐怖传说，会不会是吸血鬼老太婆呢？但我不在乎。
周末，我经常跑来陪伴这个名叫“卡佳”的老妇人。她的脾气古怪，有各种各样的禁忌。她最讨厌撒谎，逼得我每次把心里话直截了当说出。从未见她有亲戚朋友，也不与邻居来往，门口撞见都不打招呼。我相信，除了我没人敲过她的门。她说现在的人都没礼貌，根本不值得相交。我也不敢问她，到底有没有家人，好像那是个雷区，一张嘴就会引爆。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她的年龄。我偷看过她的信箱，但没订阅报纸，也无任何来信——这意味着她寄往莫斯科的明信片，都是有去无回。
卡佳（以后的余生里我习惯叫她这个名字）问过我许多问题，比如爸爸的职业，我不加掩饰地说我爸是电工。她说她很喜欢这个职业！我想她是在奖励我的诚实吧，但后来，我才明白其中缘由。
轮到我问她了，卡佳，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她不响。
作家？老师？教授？
她无声地摇头，否决所有可能，最后说，我干了一辈子公交车售票员。
开玩笑？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块买票的夹板，一股公交车上拥挤的汗臭味，从各个角落涌入鼻孔。
卡佳常问我读过什么小说——金庸的几乎全部，还有《三国演义》 《西游记》，《红楼梦》我没读完，但《水浒》读过至少一百遍。世界名著嘛，从前家里有本《悲惨世界》，滑铁卢战役的那段，我读过十多遍。但我最喜欢的是司汤达的《红与黑》，最后于连上了断头台，玛蒂尔德小姐抱着爱人的头颅去埋葬，成为我整个青少年时期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于连，但又不像他那么聪明和世故，更没有他的好运气，可以遇到雷纳尔夫人和玛蒂尔德小姐这样可爱的女子。这些本该永远深藏在内心的话，我全倒出来告诉卡佳了。
她没有任何评价，只是向我敞开她的书架。不到一年时光，我读了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还有叶芝的诗……她也会推荐一些给我看，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为什么都是俄罗斯的？
看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吗？
很久以前在电视上看过。
你能帮我把这部电影弄来吗？我还想再看一遍。
卡佳的要求与众不同，但我总有办法为她实现愿望。那年秋天，我费了几番周折，在大自鸣钟盗版碟市场，买到了这张译制片经典。老太太家里没有VCD，她给了我两千块钱，我给她买了台超强纠错的国产VCD。
思南路的梧桐树叶金黄，窗外枝丫萧瑟。我为她拉上窗帘，像黑暗的电影院播放《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从前看这片子，觉得苏联完全是发达国家，不比美国差，比日本先进多了，至少房子宽敞，还有私家车。那是个文明的世界，到处是博士和院士，开口闭口您啊您啊，男女关系也更开放……我记得很清楚，女主角爱上的钳工果沙，他的生日与我相同。这片名在中国成了某些人的口头禅，总是用来安慰失意者：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能从中听出几分残酷。
电影开始于1958年的莫斯科。
1958年，我也在莫斯科，卡佳说，那年我给自己起了个俄语名字——卡捷琳娜，昵称卡佳。
你在莫斯科还有朋友对吗？所以，你每个周末买明信片，寄到莫斯科去？
看电影吧！
她不再回答，安静地缩在沙发里，整张脸陷落于阴影。
VCD放完《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二十岁的我没有流泪，只觉得故事有些意思，仅此而已。
卡佳沉默了两个多钟头，没去过洗手间，也没说话。最后，片尾曲响起“阿列克桑德拉……阿列克桑德拉……”我蹲在她跟前，看着她低垂的眼皮，跟我说说莫斯科吧？
都是过去的事了，你最好别知道，否则会后悔的。
她的目光别向房间尽头，仿佛墙上晃动一扇无形的窗，推开就是那座冰雪覆盖的城市。
莫斯科，五海之港、森林中的首都、千顶之城，无数次被烧毁又无数次重建的不死之城。而对我来说，莫斯科是一部电影——四十多年前，我被公派到莫斯科电影学院留学，学习电影导演与编剧。
在拉紧窗帘幽暗静谧的顶楼房间里，从她嘴里说出的前尘往事，像胶片放映在霉烂开裂的天花板、纤尘不染的地板、迷宫般的书架上……
1958年，在莫斯科，全世界第一所电影学院。我的梦想，是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有名的女导演。
学电影很有趣吧？
看电影和拍电影完全是两回事，你知道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吗？对，你不会知道的，他的电影怎会在中国公映呢？安德烈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个很奇怪的人。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一定会拍出特立独行的电影，就像他本人那样。
他的才华比你还多吗？卡佳？
小东西，你说什么呢？把我和安德烈相提并论？别侮辱一个天才！听我说，很多人只有到老了的时候，才会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才华。当你还年轻，如果有幸发现，千万不要让它溜走。
当你在莫斯科，卡佳，一定很漂亮吧？
她没有像其他女人那样喜悦，而是蹙着眉头说，你越来越会说话讨好女人了——但我不喜欢这样的你，记住了吧，不要用这样的方式讨我开心！1958年，每个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都知道我——电影学院乌黑长发的卡佳，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朝鲜和越南的留学生，也经常到电影学院来找我。
但你都瞧不起他们？
你怎么知道？
卡佳，你到现在也是这样啊？瞧不起任何人！你是个骄傲的人，不是吗？
哈，你越来越了解我了？不错，但我并不讨厌他们，那时候的人都很简单，除了某些人。比如——阿廖沙，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圈子里，他可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就像他的爸爸在延安时代就是很有名的革命家。他经常请我去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
可是你不喜欢他？
对，但我最爱看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啊！你是嫉妒了吗？我可不会让他碰我一根手指头的！
嗯，这我就放心了——我不知不觉落入了她的小圈套。
还有一个人，他叫米哈伊尔，他是苏联人，他有着浅黄色的头发，海水般的蓝眼睛，个子比我高整整一个头。
他很帅吗？
差不多，第一次见到还以为是电影演员，跟他聊了半天电影学院，才知道他是国际象棋运动员。他爸爸是有名的话剧导演，他妈妈是芭蕾舞艺术家。但我不喜欢他，虽然迷恋过他的脸。他在斯大林分配的别墅里长大，冬天暖气烧得火热，不知道莫斯科的冬天有多冷，以为全世界都跟自己家里一样美好。他太有教养了，说话彬彬有礼，每次在餐厅吃饭，他总纠结于每道菜的细节，克里米亚葡萄酒的年份。你知道我对做菜一窍不通，真想把一盆红菜汤扣在他头上！我可不希望你成为像他那样的人，记住了吗？
嗯，卡佳。我故意把声音调粗一些，再说说那两个男人吧！阿廖沙？米哈伊尔？
他们各自向我求过婚，但都被我一口拒绝了，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被人追得到手的。
在莫斯科，就没有你真正喜欢的男人？
卡佳又不说话了，陷在沙发中半晌，摇摇满头的白发说，有的。
他是谁？
回去吧，今天你问得太多了！而我说得也太多了！你知道吗？记忆就像是一杯水，当你不断地饮用这杯水，总有杯底朝天的时刻。
莫斯科究竟长啥样？我想起看过的各种苏联电影，想起小时候妈妈单位对面的东正教堂，天蓝色的拜占庭式的圆顶。
这天晚上，我梦见了莫斯科。
那些年，我做着平凡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简单重复。我很少跟同事们说话，没什么共同语言。也有个别年龄相仿的，能说些关于电脑和影视的话题，仅此而已。至于和我一样喜爱文学的只遇到过一个，年纪比我大了十几岁，因为我在单位的电脑里，发现了她打的古典诗词。于是，我也经常暗中打几段陆游和辛弃疾的词上去。
我连文艺小青年都算不上，因为不会装腔作势。心情阴郁就会激发倾诉的欲望——自己是唯一的听众。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每星期悄悄写三首诗。最早记录在一本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上，后来整个本子都写满了，换了好几本黑面抄。
认识卡佳老太太以前，我常去静安区图书馆，在报刊阅览室里坐上半天，看《诗刊》，看《收获》，看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后来，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就成了我的私人图书馆。
我在为前途而彷徨，担心自己要困在一个平凡之地度过一个平凡人生，我害怕会像身边那些成年人那样，渐渐丧失腼腆，学会扑克牌和麻将，为了几百块钱或几包年货而争吵，在别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里随波逐流。
亲爱的小东西，当你为这些而恐惧时，也许你还有机会，如果连恐惧都感觉不到，那才是完蛋！她这样回答我。
于是，我给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诗。
那天阳光灿烂而刺眼。我拿着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还有米粒粘着纸上的文字，发出浓郁的霉烂气味，交到她温暖的手掌心里。我的后背在冒冷汗，害怕她会批评我，就像她直率的性格，什么狗屁不通的玩意儿啊？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果然，她淡淡地说，你没有写诗的天赋，可惜啊。1958年，在莫斯科的广场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诗，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银时代，更多的在念自己的诗。我经常独自藏身在人群里，听那些过分煽情的朗诵，偶尔也会遇到让人终生难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让你终生难忘的人。
那个人是谁？
卡佳面无表情地摇头，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页说，你看这首诗里有许多叙事，说明你有讲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试着写小说。
我们认识一年了。偶尔，我会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国泰电影院看电影，去共青森林公园的草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的苏联人那样。她的行动虽然迟缓，兴致却高得很，头发与衣服都特意打扮过。她拿出最好吃的罐头，国产的酸黄瓜，在春天柳絮飞扬的小河边，用俄语唱起我从未听过的歌。在邮局的营业大厅里，我常见到一个叫薛范的翻译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草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译成中文的。他是个拄着拐杖坐在轮椅上的小儿麻痹患者，我知道他是谁，却从未跟他搭讪过一次。而我就是那样的人，腼腆到跟任何人说话都会脸红。
但自从认识卡佳，我就变得开朗了，至少敢跟老太太开玩笑了。
坐在野餐垫上，看着上海难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说，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就叫他格奥尔基；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就叫她阿列克桑德拉。可惜，我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更不会有孙辈……但我有回忆。
终于，她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游行。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方阵，并排举着毛主席与赫鲁晓夫的画像。红场上人山人海，刚过瓦西里升天大教堂，队伍全散了。我独自坐地铁回学校。莫斯科的地铁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猎人商行站上车，挤在车厢里喘不过气。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回头看见一张中国人的脸。他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穿着朴素而简单，就像个工人，手里却拿着本书。他想把座位让给我。这种事常发生，你知道，我不会假惺惺谦让的。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车继续在莫斯科地底飞驰。他站在我对面，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着书。封面正对着我，别列亚耶夫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竟是本科幻小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国人在看苏联的科幻小说。
你主动问他了？
嗯，这是莫斯科的地铁一号线，方向是列宁山和莫斯科大学，我问他，是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他摇头说，我在巴黎公社发动机厂。卡佳模仿年轻男人的口气惟妙惟肖。
地铁很吵，他的话很少，像你一样内向。他说他不是大学生，是在发动机厂实习的电工，也是被国家公派过来的，他的俄语名字叫格奥尔基。我问他为什么看科幻小说，他却装聋作哑不回答。这让我很生气，要知道在莫斯科，每个男人都围在我身边献殷勤，要是我跟谁握了下手，他会半个月不舍得洗手。因为分心，我错过了站忘记下车，到了莫斯科大学站。我跟着他下车，到一所工厂的大门，外面有士兵站岗，看来是军事禁区。他一路对我视而不见，却突然说，你不能进去了，但可以把宿舍电话号码留给我。
他喜欢你，对吗？
当时不太确定，我等了整整一个月，才接到格奥尔基的电话，约我周末去列宁图书馆。我打扮得漂漂亮亮，从电影学院到图书馆一路上，不少苏联男人为看我而撞上电线杆。在大阅览室，我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来图书馆不就是看书吗，他在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年头在苏联也算是前沿科学了。他很着迷的样子，反复说起速度和引力，可以帮助人类实现时间旅行。在接近光速的飞行器上，一天相当于地球上的一年，当你一百天后回到地球，实际上已过去了一百年的孤独。但是，这样的旅行只能抵达未来，如何能够回到过去呢？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耐着性子等了两个钟头，看掉半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眼看他要坐到天黑，我愤然离去。等我一个人走到大街上，他却追出来道歉，然后说，卡佳同志，我喜欢你。
那么简单？
这就够了！对啊，你们都不明白，世界本就该这样简单！我不喜欢拐弯抹角繁文缛节，我喜欢有一个男人当着我的面说——看到我第一眼就喜欢我，看到我第二眼就要告诉我。卡佳躺在春天的艳阳下，白发覆盖青青河边草说，我喜欢那样的男人，格奥尔基这样的中国男人。他的父母都是工人，他从技校毕业，在天津的一家国营工厂做电工。苏联需要中国工人，在西伯利亚还有很多。因为他自学了很多电气理论，被分配到巴黎公社发动机厂，这家厂里有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师。每个周末，他都会去列宁图书馆，有些书跟他的专业有关，有些是最先进的科学理论，比如他手抄过整本爱因斯坦。在莫斯科，格奥尔基是个异类，因为他不喝酒。你知道，苏联男人都是些酒鬼。对了，你不喝酒吧？
嗯，从不喝酒。
希望你永远保持下去！十月革命节，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盛大节日，莫斯科或许是第三罗马。格奥尔基却带我去了公墓。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与众不同，大晚上去墓地，不觉得很刺激吗？新处女公墓，埋葬着果戈理、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爱森斯坦，最新的墓碑属于自杀身亡的法捷耶夫。我给以上这些墓碑都献了花，尤其爱森斯坦，那可是我们学电影的老祖宗。从公墓出来，一路逛到莫斯科河边。那时已经很冷，水面结了厚厚的冰。忽然蹿出七八条壮汉，喝得醉醺醺的，对我动手动脚。在这些人面前，格奥尔基的个头就像小孩子。他们看不起中国男人，说了些侮辱的话。格奥尔基啥都没说，抓住为首的一个，抱摔在莫斯科河的冰面上。打架开始了。后来我才听说，这些酒鬼都是冰球运动员，怪不得四肢发达。他们以多打少，我怕格奥尔基会被打死，四处尖叫着求救，终于找来两个警察。那个十月革命节，我们是在警察局里度过的。格奥尔基受了些外伤，我亲手给他包扎了伤口，不很严重，但看起来浑身是血——大半都是别人的。那几个冰球运动员却被他打惨了。你要记住，为保护女人而受伤的男人，会让女人记住一辈子。
直到现在？
是啊，此时此刻，在这里——卡佳指了指自己的心脏，从莫斯科的那一夜开始，我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实习电工，但不知道前途如何。
最后半句话，竟说得我满怀忧伤，结束了这场野餐。
这一年，我开始上网，也开始写小说。我尝试把最初的小说，贴到“榕树下”网站。我不太在意外面真实的生活，小说也多是内心写照，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大多跟历史有关。几乎每篇小说，我都会事先拿给卡佳看一眼。她总是又快又认真地看完我的短篇小说，而我忐忑不安地等候在旁边，又为了掩饰自己的心情，随手拿出一本《远大前程》或《青年近卫军》。她有时候说很好，有时候拍案叫绝，有时又会大骂狗屁不通。
她用红笔画出一个段落，告诉我要删掉其中的三分之二——虚词、副词、形容词全部删除！不会损害你要表达的意思，千万不要啰唆，不要追求语言上的华丽，那些都是女人的涂脂抹粉！我要你看到一张真正的脸，哪怕是个像我一样的老太婆，但这没关系！只要是真的就可以，简单，直接，该有力量的时候就爆发出来，一个字胜过千言万语！对了，你必须多读海明威。有朝一日，当你开始写长篇小说，就会明白更多。
卡佳说这些话的时候，镜片底下的双眼，一下子变得很年轻。
能给我看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吗？
我在莫斯科的照片，当然有不少，我还上过苏联的杂志封面呢，作为中苏友好的代表。不过回国以后，陆陆续续都被烧光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有记忆啊——每道亮光，每片阴影，每个嘴角，每个眼神，每分每秒，全都在心里头清清楚楚，还需要照片吗？
卡佳，你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1958年，最后一天，莫斯科大雪纷飞，我提前终止了学业，坐上从莫斯科到北京的国际列车。因为那年秋天，我的父母叛逃去了香港，发表了一些反动言论，我当然也受到了牵连。他们后来又去了美国，墓地还在旧金山呢，但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格奥尔基呢？
我再没见过他，也没有音信，不知道他现在还活着吗。1959年，我回到上海，大学没有毕业，又是叛徒的女儿，没有一家单位敢要我。还有些人风言风语，说我在莫斯科做了不要脸的事，是上海话所说的“拉三”，你懂的。
所以，你被分配进了公交公司做售票员？
卡佳浅浅一笑，你好聪明呢。我坐在十三路电车上，每天从曹家渡到提篮桥，卖了一辈子车票。至于这栋房子嘛，我就出生在这里，以前一楼是客厅、餐厅和厨房，二楼是我和父母的卧室和书房，三楼是储藏室。六十年代，这套房子被许多人占据了，我一度被扫地出门，暂住在单位宿舍。后来国家落实政策，把最破的顶层还给了我，其余部分，永远不再属于我了。但我不在乎，反正一个人过，那么大房子也没有意义。
你没有结过婚？
嗯，这没啥了不起的。
为了你的电工格奥尔基？
闭嘴！
那次谈话后，我写了个短篇小说《绑架》，给卡佳看过，她点头说还可以，你去投稿参加个文学比赛吧。可我不认识文学圈的任何人，听说那些比赛和奖项都是要有关系的，否则人家根本都不看你一眼。她说没关系，哪怕没人看你一眼，但你以后不用为自己的胆怯而后悔。
于是，我选择了从报纸上看来的“贝塔斯曼人民文学新人奖”。几个月后，从十四万篇投稿中，我的《绑架》意外获奖了。我平生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了颁奖典礼，小说发表在那年的《当代》杂志上。终于，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作家、文学期刊的编辑、出版社的领导……
我带着奖状回来给卡佳看，但她并没有祝贺我，而是冷冰冰的警告——喂，你快要完蛋了！
怎么了？
得奖啊什么的是不错，但请你从今天起忘记，所有的奖是给你的过去，不是给你的现在，更不是给你的将来。你明白吗？还有你见到的那些人，在你嘴里津津乐道，好像都是些很厉害的大人物，在北京在全国叫得出名字的……但最好离他们远一点，写好你自己的小说就够了！
因为在莫斯科你都见过了，对不对？
你读过《静静的顿河》 吗？
肖洛霍夫。
他后来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老师，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常带我去参加他的文学沙龙。他已经获得了列宁勋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不再是那个穷乡僻壤的哥萨克了，只会称颂斯大林同志或赫鲁晓夫同志。伟大的肖洛霍夫，他再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了！还有那些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和各种艺术家，我们在国内读书的时候，都把他们当作偶像和明星，可一旦见到本人，不过都是些大腹便便的老家伙们，只会高谈阔论，彼此肉麻地吹捧。苏联政府给这些人提供了宽敞明亮的别墅，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里，还有嘎斯轿车、司机与仆人。我打心眼儿里喜欢他们的作品，但又讨厌他们本人。
这不矛盾吗？多年以后，才发觉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简直是个白痴。
卡佳摸着我的后脑勺说，在写作这条道路上，你可能会很有成就。但要记得，绝不能轻视任何人，就像绝不能轻视你自己那样。有朝一日，我会不会也变成自己曾经讨厌过的那种人？也许会，也许不会，很遗憾，我们大多数人属于前者。但请你别忘了今天，别忘了你最初为了什么而写，不是什么改变命运的鬼话，而是你想要倾诉内心。
那你讨厌现在的自己吗？
她走到镜子前，摸着脖子上的皱纹，很讨厌，讨厌得要死！
第二年，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中美军机在南海相撞；基地组织劫机撞了纽约世贸中心；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病毒》完工；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卡佳出了意外。
深秋，在思南路与南昌路的拐角，她被一辆助动车撞倒了，后脑勺磕在水门汀上，在医院里昏迷了一个星期。
我找不到她的亲属，只在抽屉里找到一张医保卡，这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我去过派出所与居委会，确认她没结过婚，亲戚全在香港和海外，但从不来往。二十年前，她从公交公司提前退休，闲着没事翻译俄国小说，稿费虽然微薄，总比光拿退休金的孤老太强些。我在医院代表亲属为她签字，当时很害怕她会不会将永远沉睡下去。
卡佳醒来的那天，我正在她的病房里。当她突然睁开眼睛，我盯着她喊了几声卡佳，她的目光有了反应，说明她至少记得这个名字。我转身要去呼唤护士，她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似乎是俄语某个单词，听着又有几分耳熟。午后的时光里，我在门口停下来，慢慢转身。枯黄落叶的窗外，射来白油漆般的光，在我的脸上反复涂抹。
我听清楚了她的念叨：格奥尔基。
最初的恍惚过后，我才想起这个名字属于谁，1958年在莫斯科的中国电工。
你是在叫我吗？
卡佳点点头，又叫唤了我一声格奥尔基。
我想要摇头，脖子和颈椎却僵硬着不动，也许是昨晚落枕了？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
昏迷的七天里头，她的头发更白了，我不会给她保养皮肤，脸上的皱纹密集涌出，但没照镜子的她并未意识到这些。
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七天。
我像个白痴似的回答。
卡佳摇头，眼眶已经湿润，我找你找了多久啊？
当我看到老太太的泪水，像涨潮的黄浦江汹涌在脸上，我的心头骤然悬空，一下子懂了她的问题——她找我找了多久？她找她的格奥尔基找了多久？
但我不是格奥尔基，我只是每周跑到她家来看书的在邮局上班的后生，我能这样告诉她吗？
把你的手交给我，卡佳向我恳求。
我伸出手，在老妇人的手掌心里。她的手又柔软又暖和，就像我小时候的外婆，但有些老茧和很粗的纹理，看来干过不少体力活儿，包括冬天里手洗衣服。她的手像一层薄膜，将我紧紧包裹起来。
Honey，格奥尔基是卡佳的糖纸里头的甜心。
第二天，我给她办理了出院手续，医生说她并无大碍，也不会有后遗症，就是可能记忆出了些问题。
我把卡佳送回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帮她清理沙发和书架上的灰尘，买了医生关照可以吃的东西。告别的时候，她在身后叫我：格奥尔基！记得来看我。
我回头，看着她布满鱼尾纹的眼角，点头说好的。
为什么我会承认自己是格奥尔基？欺骗一个记忆错乱的老太太并不是好玩的事儿。因为，在为卡佳整理房间的时候，我从床头柜里找到个相框，镶嵌着一张黑白照片——
他看起来二十多岁，穿着灰色的工装服，背景似是1958年的莫斯科，那是卡佳常说起的克雷姆斯基大桥，横跨在莫斯科河上的悬索桥，因许多人在桥上自杀而闻名。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不由自主要闭上眼睛，不敢再多看哪怕一秒。
他很像我。
不，是我很像他。
虽然颜色是黑白的，但照片里的人，分明就是过去的我——也许是上辈子，也好像是我穿越过了，眼睛、鼻子、嘴唇、下巴……仿佛自己在照镜子。
所以，我是格奥尔基。
而在卡佳的眼中，我依然活在这张照片里，来自1958年的莫斯科。我无法反驳她，无法向她辩解，哪怕隐藏或烧掉照片，但格奥尔基的这张脸，就在她的心里头藏了四十多年——只要看到我的这张脸，格奥尔基就会生动而鲜明起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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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3期目录
青年小说家专号
大乔小乔/张悦然
创作谈/ 妹妹的心事
参与者/王哲珠
创作谈/ 孤独的参与者
碉堡成群/朱斌峰
创作谈/我们的内心究竟有多少“碉堡”？
长生塔/郝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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